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取得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性成就的奥秘何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而作

华金才

满怀无比兴奋喜悦的心情，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我有生之年，幸遇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典，真是欢欣不己，百感交集。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前无古人的长期曲折、艰难卓绝的伟大斗争，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举世瞩目的无比辉煌的历史性成就，其奥秘究竟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仁则见仁，智则见智。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予以探讨。在我看来，在一定意义上，即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而言，可简要地概括为一个“特”字，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遵循普遍性规律的前提下，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党所从事的实践斗争的特殊规律，并将二者结合为一体。这是我党生存之源，胜利之本，永葆强大之基。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提出这一光辉思想的是马克思本人。他为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极其深奥的、一般人难以理解和企及的目标和任务：“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1)，即探索客体的特殊规律性。他毕生孜孜不倦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付出了全部心血和生命。他在创立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线索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潜心研究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直至灭亡的客观运动规律，从而不仅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惊世骇俗的伟大预言。

继而，从哲学理论高度阐明这一光辉思想的是毛泽东。他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者叫做根据”（2）。正是基于这一哲学论断，毛主席在我党早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从我国当时的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的特点出发，找到了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不同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正是沿着这一革命道路，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我们党领导人民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及其最后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继而，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又从当时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的阶级关系出发，采取和平赎买的方针，顺利地、成功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和平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通过对“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的反思，进行拨乱反正，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性飞跃。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

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光辉论断，以作为总方针、总原则，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党历史上一面新的光彩夺目的旗帜，高高飘扬，指引着全体中国人民不懈奋斗，努力前行。

方向已经指明，然而道路是不平坦的。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对外开放愈益发展，尤其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获成就，现代化建设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右的或“左”的杂音和行径不时冒出来，此伏彼起地进行干扰和阻碍。习近平同志在其主持起草的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敏锐地告诫全党，发出震聋发聩的声音：“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一庄严宣告的严正立场，对于右或“左”的错误观点，特别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以有力的回击，进一步强化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改革必须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共性的前提和基础上进行，任何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所谓改革举措是决不容许的。这就是说，中国特色是以社会主义的共性为底色，而在其上所增饰的绚丽色彩。因此，既要通过改革以创新精神彰显中国特色，又要为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制约和指导，并使之得以丰富和发展，二者交融在一起，绘制成一幅精彩绝伦的画卷。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方向问题。

首先是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也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任何其它阶级的政党都是根本不可能这样做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原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刻骨铭心地证明了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具有普遍的绝对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以贯之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则，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但是，不时有杂音和不当做法予以干扰，因此需进一步采取新的形式以解决好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和党的十九大从理论上对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予以升华，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从战略高度对其做出了至高无上的评价。再则，在组织形式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凸显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将其作为首要的根本制度，置于整个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核心地位，从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等6个方面，对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党的领导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予以制度化，赋之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形式，实现了权威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统一。这就保证党的总揽全局、统筹国事、协调各方、统一行动的核心领导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增强了党的执政权威和效能，我国抗击新冠疫情所创造的举世叹服的奇迹生动地验证了党的全面的、统一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的巨大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而且这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的根本大计。从上述理论上和组织上两个方面，以新的形式全面、有效地解决好党的领导地位和体制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党的领导这一首要基本原则。

再则，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众所周知，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其经济基础，故名之曰“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理所当然地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决定其社会性质的主要依据所在。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又一基本原则。但是，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单一公有制并不适应于生产力多层次和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状况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其它经济形式并存，已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识。在我国改革中，更是将以公有制为主体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但是，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却并不是径情直遂的。

例如，所谓“改制”本是指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但是有的地方和单位其执行中却完全变味、走调。当时是那样地急急忙忙仓仓促促，像着了魔似地一哄而起，对公有制的小企业不问其经营状况好与差，除改为股份合作制外，几乎通通卖光，导致公有制经济的各项指标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急剧大幅下滑，大量国有和集体的资产流失，原在业的一些人员生活发生困难，家庭纠纷并起，而少数人却是从中渔利一夜暴富；并致人们心理上对公有制的信心大受挫伤。令人不解的是对这些严重的不良后果，当时社会舆论竟然无人闻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有制经济得到巩固发展，包括在对外开放中，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在向外投资中，国有企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其资产有了成倍增长，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理论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习总书记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3）。在这次突如其来、一度面临严峻局面的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所以能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最大成效迅即遏制住恣意肆虐的新冠病毒，从而扭转被动局面，创造出抗击疫情的举世惊异的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医疗机构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做到了一呼百应、一举皆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决定性机制，这样的绝世伟绩是万万创造不出来的。这给那些看不上公有制的优越性、极力予以贬低的人以应有醍糊灌顶的醒悟之效吧！

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若不以公有制为主体，哪里谈得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决定了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若不以它为主体，劳动人民就失去了依托；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顶梁柱，若不以它为主体，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就失去支撑而坍塌，人民就会遭殃。因此，是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能有半点含糊，这是关系改革方向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天大之事；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搞好公有制经济，是凡忠诚于共产主义信念的人士的一项十分神圣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前提下，要重视再重视、努力再努力、慎之又慎地把公有制企业巩固好，发展好，让它在市场经济的剧烈竞争中昂首挺进，阔步前行，展现其不同凡响的风采。如何进一步探索其有效的新的实现形式和机制，以彰显我国公有制的巨大优越性和魅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使社会主义的这一本质特征昭示天下，令人折服而仰慕趋附之，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极其重大而光荣的任务。

还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问题。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原苏联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调控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一度也曾依照这一运行机制，它在初期曾发生过积极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失去其生机和活力，以至成为僵化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我国改革的实质和主要方面就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改革，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化，使之生机勃勃，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显著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而这一历史性成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融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物，是二者在矛盾运动中逐步磨合的探索过程。

在经济理论界，曾经有的学者一讲到市场经济就高谈阔论其共性，强调其普遍发生效用的方面，而甚少论及其特殊性。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和误导。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已形成，但它主要地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更为广泛地发展起来。市场经济的共性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物，它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通常所言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这样性质的市场经济欲简单地移植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土壤肯定是水土不服、行不通的，故必须将其脱胎换骨地改造，即将其特殊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的运行机制，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融合，即它的运行应当主要是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处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二是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其效能必须由两只手一是无形的手即市场、二是有形的手即政府，相互协调配合才得以充分发挥。

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是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

通过改革，如今我国的经济生活全由商品经济统治着，这样的经济形式，其价值规律必然在起主导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微观层面，市场这只手自发地决定资源配置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宏观层面必须发挥政府这只手的调控作用。因为市场调节毕竟是有限度的，宏观层面，它是管不了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收入分配之间差距的缩小及其合理化，实现共同富裕，它管得了吗？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支撑内需持续扩大。因此必须更好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脱贫攻坚，取得旷世未有的巨大成就，按现行标准消除绝对贫困，最主要是政府这只手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的结果；当然也有市场因素在起作用，即农村发展产业必须适应市场需要，必须要有销路，但是这仅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因素。从整体来讲，要靠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靠习主席的亲自指挥，以及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大力配合和支持（包括干部的抽调和各种资源的调配等等）。这一典型例证充分说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宏观层面，对经济决策及其运行的调度、资源的配置尤其是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健全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讲两只手在各自领域和层面的特殊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协调配合，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又要高度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即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就必须与反对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彻底划清界限。

因此，对于健全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应着重强调其特殊性，即强调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的共性通过这样的特殊性表现出来，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既充满活力又健康地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对党和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规定，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着眼于苦心探索和发现由我国国情、党情和民情所规定的特殊性、特殊形式，并以这种特殊性、特殊形式体现社会主义的共性，从而达到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要害问题。

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的基本经验之一。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所在。

二．上述核心问题的实质

研究事物的客观辩证本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予以正确处置，必须坚持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这一方法实质上是客观事物本身和应对方略之根据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问题。

唯物辩证法科学揭示了客观事物和人的思维的普遍规律，其中，对立统一法则是最根本、最普遍的规律，而任何领域内事物自身的规律都是此规律的具体表现形态。由此，唯物辩证法的观念形态的创立，具有极其伟大的认识论意义，即它赋予人们以“伟大的认识工具”，以它作为普适方法去研究和探索各相关领域内事物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

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存在物，其内部存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既统一又斗争，它在外部条件影响下、在这种统一和斗争中运动变化和发展，表现出内在的必然倾向及其客观要求，从而形成其客观规律，包括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

依据矛盾各方面的特点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形，基本上可分为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矛盾。对抗性矛盾其对立面之间具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斗争性是主要的，即一方必须克服、排斥另一方，其统一性仅是互为前提意义上的相互依存及相互转化。而非对抗性矛盾，其对立面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其统一性是主要的，即不仅是一定条件下的互为前提，相互依存，而且要求互相适应、协调一致，其斗争性则是对立面之间存在着差异或一定分歧，因而相互排斥，但这种斗争性的方向和目的是归于在新的基础和条件上的相互协调一致。

除这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矛盾外，还存在着一种具有中间状态的矛盾，即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对这种具有此复杂性的矛盾要相应地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之，即对其对抗性的一面，要以斗争性为主，即坚决排斥之；而对其非对抗性的一面，要以统一性为主，即采取适当的方法，巩固和扩大相互的依存性，相互的共同利益。

务必首要地区分上述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关系着对立面双方在统一和斗争中的不同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和关系，即决定着其变化发展的不同性质和方向，也就是决定着其变化发展的不同规律，因此，进而决定着对解决矛盾的根本不同的立场、态度和方式。

依据规律发生作用的不同范围和表现形式，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其变化发展中存在着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之区分，即普遍规律乃是其对立面在统一和斗争中由其内在必然联系所决定的变化发展的方向、目的和总趋势；而特殊规律乃是由其对立面各自的具体特点和外在条件所决定的在展现其发展方向、目的和总趋势过程中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方式、具体途径和机制。客观事物在其矛盾运动中，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律是内在统一的。普遍规律所决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不是自在存在和实现的，而是表现在特殊规律之中、并只有通过特殊规律才能体现其发展方向，达到其目的和总要求；而其特殊规律则是为普遍规律所制约、所规定的，若脱离了普遍规律所规定的方向，则丧失其存在意义。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律，其内容都是客观的，即其内在的必然联系，而发现和表述则是主观的。

人们在实践中即在对待和处理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只有正确发现和遵循其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获得成功，才能有成效地促进事物健康地向前向上发展。

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对抗性矛盾，其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正义一方，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发展，或者是由弱小力量转化为强大的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或者是由已居主导地位发展为更巩固、上升为更高阶段的统治力量；而以谋取私利而不惜危害人民利益的非正义一方，则在斗争中不断被削弱其地位和力量，直到归于失败而消亡。正义一方在斗争中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终究会发现其特殊规律即卓有成效的斗争形式，终于达到斗而胜之。而非正义一方则由其错误立场决定不可能真正认识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及二者相互关系，最终归于败亡。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党风问题关系到其生死存亡。党内清廉之风与贪腐现象和行为毫无疑义则是对抗性矛盾。党内处于最高层的主导的先进的领导力量对贪腐现象及其行为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必对之采取毫不容情的立场和态度，予以坚决打击，依法严惩，以维护党的生命，维护党的生机和活力，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普遍规律。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是颇费踌躇之事。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因反腐措施不够有力，成效不够显著，引起党内外的忧虑和不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采取全覆盖的、从上至下的中央和各省市的巡视制度，以及相应的严密的监察制度，并一以贯之地严格执行，日臻其成效，以求达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肯定和称许。这就表明终于发现了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有效反腐的特殊规律。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和方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庆幸的大事。而所有贪腐分子所以走向人生的绝路，从认识根源上讲，就是其不懂得或不想懂得反腐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以身试法，终于陷于囹圄、身败名裂。这是极其可耻亦是极为可悲的事！

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非对抗性矛盾存在于人民内部矛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最为重要的共同利益，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形成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公约数、最大的统一性。同时亦存在着相互排斥的斗争性，其集中表现为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等社会生活中纷繁多样的种种差异和分歧，包括经济地位、政治意识、思想道德观念、文化素养、文明程度等等的差异以及经济利益的争执、基于不同利益不同观点对各种事物的不同看法和态度等等。如果对这些差异和分歧不加闻问，任其自行变化和扩大，以致激化，即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影响和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必须对其妥善地加以处理和解决。这就要：一靠改革和建设，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发展；二靠教育，尤其是思想道德教育，其中对思想认识问题，一方面要分清是非，通过自我批评和批评，提高和统一认识，另一方面要予以一定宽容和耐心等待，决不可操之过急、简单生硬，更不可粗暴相向；三靠法治，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各方面的重要行为加以规范化、法制化：由此而达到相对统一，形成团结、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正常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由此可见，人民内部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是：在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主导下，所出现的纷繁复杂的种种差异和分歧，通过发展、教育和法治得以妥善地处理和解决，达到相对统一，促成团结和谐的社会关系；而在相对统一的基础上，又会出现新的矛盾，需要予以解决，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不已，而每一次循环，使社会的发展达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至于其特殊规律，则是纷繁多样，各不相同，各有所宜；可以说，每人每事的矛盾，都需依据矛盾双方的具体特点和关系，探索其特有的形式和方法，即需要研究和掌握其特殊规律， 在普遍规律指引下，才能予以妥善处理、适当解决，以至卓然有效，日臻其功。

总之，对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家庭矛盾，必须在其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中，严格遵循之，正确予以处理，才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维护正常有序的社会生活。这必须秉持慎重冷静态度，决不可盲目蛮干、感情用事、任意胡来，乃至施之暴力，否则，有可能使矛盾激化，改变其性质，导致外部冲突，造成极其严重的、难以挽回的恶劣后果。

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永存的非对抗性矛盾。它的基本特点是客观上始终要求其统一性，互相适应，即供给满足有效需求，而需求必须通过供给才得以满足。因此，其统一性在其矛盾运动中是主要的，即它支配着运动的方向和客观趋势。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统一性即平衡又是相对的，是动态的平衡，而不平衡却是绝对的。这种不平衡性达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引起调整，否则经济生活就会陷于失序和困境。这种供需之间协调一致的客观要求与实际运行的不平衡状况之间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供需关系的调整。这就是说，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相互关系的运行是在不断调整中实现其互相适应和协调一致的。因此，供需关系运行的普遍规律是不平衡→调整（相对平衡）→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相互关系的运行亦是遵循这一普变规律的。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商品和服务极其短缺，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这一经济形势迫切要求快速增加商品和服务数量，对其质量不作过高要求。因而，在一定范围即在一些生产部门的一些企业中，不同程度存在着粗放型经营方式，只注重其外延的扩张，而不甚顾及其内涵的提升。这种状况持续到一定阶段，必导致素质低下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产品总体质量不高，低端产品大量积存，其中有的是无效产品，而科技含量和含金量高的中高端产品则缺少；生产效率低，消耗系数大，成本高，一些企业债务高企。还有，各地在追求政绩即生产总值 GDP这一行为动机驱使下，大量地上项目，竞相攀比，重复生产，导致一些生产部门无序扩张，产能过剩，特别是房地产发展未能归于“房住不炒”本位。这些情况表明，在经济繁荣的背面显然潜存着风险。

党的十八大之后，面对当时喜中有忧的严峻经济形势，果断地明智地作出不惟GDP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和新发展理念，出台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战略部署和重大举措。这实质上是一次对经济生活的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战略性调整，它与那种依据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供需关系进行的局部性的一般性调整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首先，这一战略性调整着眼点准、起点高。供需关系的调整有不同的着眼点、发力位，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这是由不同的经济背景和供需关系的不同性质所决定的。上世纪30年代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凯恩斯的以需求管理为重要内容的经济理论曾风靡一时。而我国潜存的经济问题是由粗放型发展所致，问题主要出在供给方面。再则，从理论上讲，需求固然重要，它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但是需求的满足归根结底是由供给决定的，因此供给是更具有根本性意义，这与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从供给侧结构方面去解决问题，乃是把准了脉，找准了病根，是对症下药。而且，它解决问题的起点高度和追求的目标，乃是通观全局，具有战略性的，即通过调整，优化整个经济结构，提高整体的经济素质，以实现高质量生产。这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宏远目标。

再则，这一战略性调整，以改革为动力，并充分利用内外有利条件。针对供给侧结构和生产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调整任务。如何去完成之？它不是停留于一般的调整方法和途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宏观上、战略上、整体上提出方略。首先，以改革来推动之。这就是通过顶层设计，将供给侧结构作为整个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考量，与践行新发展理念密切结合，相辅相成。这就给此调整以强大的动力、开阔的思路和广泛的活动范围。再则，是利用各方面的内外有利条件予以促成。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在国内以增量来化解存量，以投资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尖端技术和新兴产业 ，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这些有力举措大大减轻由产业结构调整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震荡和经济损失，较为顺利地去完成调整任务，从而取得显著成效，有力地促进整体经济素质的提高和高质量发展。

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调整供给侧结构为着眼点、以改革为动力、以“三降一去一补”为主要内容、在内外有利条件作用下呈现集约性经济特征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优化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它不仅体现了供需调整的普遍规律，而且主要是得益于对其特殊规律的探索和把握，因而取得了成功，使我国整个经济面貌呈现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通过上述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运动中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之不同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例证，可见，认识和把握特殊规律对于解决矛盾、促成事业成功具有极端重要性。那末，如何探索和认识特殊规律呢？

（一）首先要找准事物内在矛盾之症结所在，正确判断其性质。

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主要地决定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也就决定着其运动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若对处于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矛盾之所在，认识不清、把握不准，或对其性质的判断发生失误，那么，对其普遍规律也就茫然不解，更无以了解其特殊规律，乃至行动失据，铸成大错。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究竟主要表现在何处，对这个问题长时间认识不清，以致政策上发生严重错误，造成令人十分痛心的后果。这特别表现在对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矛盾的认识上面。通过“文革”的教训，才真正认识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不适应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这一方针并没有取得成功，这不仅为我国的社会实践而且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实践所证明。马克思主义早就明确指出：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而我国的农业原先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极其闭塞的一家一户独立的小农经济，在这样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是不切实际的，是背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普遍规律的。由此，找准了农业经济的矛盾症结所在：“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营方式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于是，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识终于统一的实质性的农业农村改革先行在全国普遍地发展起来。

与此相联系的，“文革”的错误发动除了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判断有误外，也与在农业发展具体道路上的分歧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有关。“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后期提出，扩大延用于“文化大革命”造成内乱。

由此可见，正确判定客观事物内部矛盾的聚焦点及其性质是发现其变化发展规律的首要一环。

（二）具体分析事物内部矛盾各方的具体特点，由此正确全面地认识事物内部复杂的矛盾关系，并估量其运动变化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客观事物（包括人的实践活动）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是由矛盾各方基于其具体特点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矛盾各方的特点决定关系，特点的变化引起关系的变化。同时，关系一旦确立，关系又会制约和影响特点的变化。因此，特点和关系亦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但是，从逻辑上讲，认清关系，首先要从分析矛盾各方的特点着眼。

就一般客体而言，具体分析其特点，大体包括其组成要素和结构、质和量、形式和内容、功能和作用力、强项和弱项、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等等。

就一般人际关系来说，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因此具体分析政党、集团和个体的特点，首先要了解其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利益和对个人利益的态度，进而了解其政治立场、思想道德品质、个性特征、专业知识和技能、工作能力和特长、优点和缺点等等。

具有种种不同特点的客体和个人作为矛盾各方处在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体中，在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下，既互相依存，又相互排斥，形成对立统一关系。这一矛盾关系，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必然形成并推动其运动变化发展，产生丰富多彩的内容，历经蜿蜒曲折、崎岖坎坷的过程。

由于对立面各具有的特点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以及受到外部条件的种种不同的影响，因此，这一矛盾关系的变化发展会出现种种不同的可能性，导致种种不同的结局；但是，其中必有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在起着主导作用，这就形成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因此，具体分析客观事物内部矛盾各方的具体特点和外部条件，由此形成的矛盾关系，以及变化发展的种种可能性，并从中发现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是研究和探索其发展规律的基础性认识。

（三）研究和探索矛盾运动实现其预定目标的卓有成效的方式，这是认识和把握特殊规律的决定性的关键一著。

“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4）”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对我们研究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是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

客观事物内部矛盾各方基于其自身特点产生既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的关系，推动其运动变化和发展，但是这种矛盾关系和运动必取一定的形式和方法或称方式，若无此方式，则其是不可能存在和实现的。这里所指的“方式”是和内容结合为一体的内在的方式，它是内容的载体，它与内容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就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尤其是特殊规律而言，这种内在的方式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它决定着矛盾运动的方向、机制和道路。适宜的方式使矛盾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道路展开，最终达到预定目标，取得卓越成效；而不当的方式甚至错误的方式，必导致挫折以至失败的结局，导致事物走向变异或消亡。

但是，这种适宜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不是现成存在的。就其实质来说，它是依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按照扬长避短、以长补短、以强制弱的原则，以一定的有机组合方式，在诸要素相互作用中，充分发挥有利条件的能量和作用，克服消极的不利条件的影响，弥补弱势之短缺，以增强整体的能量和效用，从而实现预定目标；经过这样有机组合而成的方式，就成为事物发展的有效方式、机制和具体途径。因此，它是主体发挥其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以客观条件为基础，创造性地组合各种条件（包括经主观努力创造的新条件）的产物。但它决不是被主观任意地创造和组合，而是植根于客观事物诸要素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中，它与其产生的结果具有内在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因而它成为客体运动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规律。

我国农业在改革之前，那种“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形式，由于超越了以手工劳动为主、效率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故影响以至阻碍了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革，在总结几代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逐步形成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和基础上，适度规模的经营方式。它既保持了土地即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又发挥了承包者经营（或小规模合作经营）者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实现了所有、承包、经营三者的有机统一。这样的经营方式适应农业生产力既有及其逐步提高的发展水平，实现了经营者、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故调动了农业经营者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已为改革以来的农业生产发展史所证实。因此，“三权分置”的适度规模的经营方式，是终于发现了的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农业经济的特殊规律。依此，将其确立为农业经营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它即成为主观指导规律。

再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言，在以往总结科学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来新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10字理念。这一新的发展理念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重大的意义。它将制约和决定着生产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合理分配的内在要求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把如何发展即发展方式和发展的目的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之成为全面而又高度概括的、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的发展组合模式。因此，它正确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持续发展的特殊规律。

这里所称谓的特殊发展规律是指正义的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事业的发展规律。那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非正义的事业，亦有招致其必然失败的规律，但不属于在此论述之列。

（四）客观地总结实践经验，在正反例证对比的反思中，探索和验证特殊规律

规律是客观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不可直接感知的，但也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除自然规律外，社会生活中的规律是存在于人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实践活动中，这是它与自然规律的重要区别之一。因此，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更是依赖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行为；若脱离之，去进行研究和开发，那是没有依托和根据的虚妄之谈。实践是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因此，通过实践，人们能够认识客体的属性及其发展规律。但是，这种理性化的认识并不是可以直接获取的，而是起始于感性经验。感性经验是认识的起点，它把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直接联系起来。社会规律存在于事物内部，但它表现于外，表现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就人的认识而言，即它表现于感性经验之中。取得成功的经验，从外部现象上、从正面反映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失败的经验即教训，则是从反面从违背客观规律的方面反映之。因此，通过总结、通过理性反思，从正反例证的经验对比着眼，探索和分析其不同的内在原因，就可了解事物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从而认识和把握其变化发展规律、尤其是特殊规律，并且在反复的实践和认识中，不断验证并丰富和深化对此规律的认识。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领域的发展规律，都是依照此认识道路和方法，逐步得以认识和把握的。

毛主席曾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5）”而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以对客观规律尤其是特殊规律的认识为依据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从事艰难复杂的实践斗争，经过曲折道路和艰辛探索，终于认识和把握其客观规律，从而实行正确的政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无坚不摧的强大物质力量，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为了实现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光荣而任重的实践中，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探索研究和丰富深化对客观规律尤其是特殊规律的认识吧！

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2）《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97页

（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23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举行第25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

（4）《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300页

（5）《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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